8月份我回了一趟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老家，有一天我坐在老家的一家咖啡厅，随手翻一翻我的母校加州私立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的校友会杂志，看到一篇关于上世纪的活跃校友哈里·金曼（Harry Kingman）的文章。岁月如流，这位校友对现在的人名气大概不大，但在活跃的时候影响了不少有影响力的西方人对中国而对民族权利的理解。他不仅多才多艺，而且还在20世纪中美两国民权运动史站在特别的地位。

金曼1892年在天津出生，是美籍传教士之子。正是因为这个身份，从小就直接观察到了中国老百姓如何受到本国政府与外国势力的双重压迫。金曼的大学是在美国读的，他从波莫纳学院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的纽约“洋基”棒球队队员。1921年他选择回到中国，在上海任体育教练的同时也创刊了一份分析中国政局的英文简讯。他对中国的分析和解读曾被至今有名的西方文人如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伯特兰·罗素所赞赏。

在中国呆了六年的金曼，由于敢于辩护中国人在租界地区应该获得的民主权利和司法保护，因此他受到在华外籍人士圈子的强烈反对。不得已之下他带着夫人和孩子们回到了加州，就任加州州立巴克莱大学的棒球队教练，同时继续推广有关民族平等、人权保护、和言论自由的活动。晚年的金曼和夫人移居到华盛顿，靠自己的资金运营“公民为自由和公正”游说团。他们夫妻俩对当时的华盛顿政治界成为名人志愿者。他们也特别为美国分水岭的“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的成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当回忆起在中国的经历时，金曼说“本来我去中国的主要目标是想帮助中国人，但很快我就明白到我应该向那个有着久远历史与尊贵文明国家的公民多学习”。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不少古老知识运用到了美国民权活动中。

当我从洛杉矶返回北京的航班上，拿起《洛杉矶时报》看到一篇关于波莫纳的新闻。此波莫纳是波莫纳市，与我的母校波莫纳学院同名，为洛杉矶东部的一座15万人口的小城市。它位置在波莫纳学院的隔壁，如果说学院校园坐落于一个相当安全的富人区，但这个波莫纳市就是一个经济落后、治安较差的穷人区。这次波莫纳市登上了《洛杉矶时报》头条新闻是因为其杀人犯罪率又在明显增长。

这让我有些意外。波莫纳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凶杀案最多的一年曾有34起，通过几年的改善，波莫纳的治安环境已经进展很多了。到2012年这类犯罪减少了一半。但2013年初到现在，波莫纳市发生了17宗杀人案，已超越2012年整年的杀人案总和。其实，类似洛杉矶这样的美国大都城的基本安全环境有了明显的进步。可惜，像波莫纳这样的大城市中的小城区或如底特律这样的小城市在经济衰退中还没找到良好的发展模式。波莫纳市的居住民多为墨西哥和其它拉丁美洲移民,在这移民社区还没完全融合到美国主流文化和经济制度的情况之下，还可以看到暴力帮派和毒品等问题变得更严重。

金曼在1982年时以90岁的高寿去世。如果他今天还在世，我猜想他大概会用在中国得到的智慧和灵感投入到帮助在波莫纳、底特律等小城面临的社会问题。不过，中国也好美国也好，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的社会问题有着巨大的本质差别。一百年前的中国遭遇瓜分和入侵等外来危机，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如何从发展中的国家成为高端经济体的发达大国。而美国，虽然还存在民族冲突，在黑人能就任总统的时代，基本民权并不是问题，但如何将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更完整融合在一起，对当今的美国来说仍然是个大挑战。

就像金曼所体验到的，中国或其它古国的也许可以给历史较短的美国解决当今难题以灵感，但这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因为现在中国和美国的个别社会架构和经济体制——更不用说中美关系本身——比金曼活的时候还复杂。来自《论语》的名言“温故而知新”在这里可能特别合适。但问题还在于“温”什么“故”而如何造成和利用从它得到的“新知”。

（原登载在《世界博览》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