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资本融资在中国的崛起之速令我称奇。想当初，在2002年我作为世界银行资助研究团队的一员为中国政府部门提供高科技创新及金融咨询时，诸如“私人股本”、“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之类的概念可是需要向仍处于计划经济思维的人们详加解释的。

近至几年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基本问题还限制着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大规模应用。中国资本市场曾非常稚嫩，对精明的投资者吸引力不强。深圳创业板（中国版的纳斯达克）也是去年年底刚启动的。

然而到了今天，向成长型企业提供风险资金的想法已日趋普遍，认知度也越来越高。近期新世纪周刊的封面文章《全民PE热》就描述了中国对私募的兴趣已经变得相当狂热，无处不在。

正如陈慧颖和她的共同撰稿人所述：

“作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钱资本的组合体，PE迅速被各方赋予了新的功能。监管者将它视为培养新兴产业、提供增值服务的孵化器；地方政府一度将它视为套取各方资金的另类融资平台、拉动GDP的新抓手；对于部分具有人脉和关系的内部人来说，PE则是将各种社会资源迅速货币化的稳妥途径。”

中国的PE（私募股权投资另称私人股本投资）及其较狭义的VC(早期风险投资）与目前西方操作的典型PE和VC融资有何不同？以上评论切中了问题要害。在中国，PE被看作是社会财富。而在西方，尤其是美国， 虽然早期支持者也这样认为，但PE和VC都已经从不同角度变成了社会问题。

2009年10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卓越的、专注于杠杆收购的私人股本公司——Thomas H. Lee Partners (THL)的揭示性披露文章。该文章记载了以THL公司为首的早期私人股权投资者是如何收购优秀的美国制造业企业——Simmons Bedding，并为了保证投资者的利润而滥用杠杆的。 截至2009年底，THL搜罗了7700万美元，而Simmons却付出了关闭工厂、大量解雇工人及破坏社区等惨重代价，最终背负10亿美元的债务而破产。

与早期创投基金相比，私人股权基金的操作层面应较高并更为成熟企业导向。Thomas Lee之类的公司是令人震惊它如何违反了风险投资的关键原则：投资者应为帮助企业成长而接受风险，而不应将交易设计为保证投资者收益却榨干公司的血汗。

不幸的是，THL所代表的风险投资状况在美国已持续多年。1992年，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开创性的《十字路口的风险投资》一书，警告风险基金的“商人资本”心态以“金融工程技术诀窍，强调做交易、交易启动和结束、费用累积等，痴迷短期利益”感染了业界。书中说，最初的美国风险投资概念，即由风险投资和创业者携手共进的支持模式，已经被公式化、低接触的剥削模式取代。

虽然这个特性不能代表整个行业，但随着风险资本在美国规模的扩大（2009年度筹资达177亿美元），风投确实拥有了越来越多缺乏创造力的华尔街融资模式特征，风投们的行事方式更像是见钱眼开的资金管理人而非高增长型公司的真正伙伴。 针对这一现象，互联网界受人尊重的创业家David Heinemeier Hansson在2010年1月于斯坦福发表演讲时断言：

“在这个行业，风投绝对是个定时炸弹。 对新兴企业来说，你能做的最有害的事可能就是接受风险投资。。。我和很多Web2.0方面的创业家聊过，他们很多接受过风头。 其中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不说如果重新来机会他绝对不选择接受风险投资的人。”

与美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PE/VC投的热情。目前，中国官员积极推动这一融资模式，资本市场也同样伸开双臂欢迎。

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

“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和人才汇集机制。”从那时起到现在，政府已经将首都发展成为PE/VC筹资和投资中心。据投中集团统计，2009年前三季度，私募/风投在北京的公司投资额为51亿美元，占全国此类投资的83%。

新世纪周刊数据分析显示，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资本市场得到的回报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内地上市公司的平均回报为10.6倍，而同时期纳斯达克回报率仅为其1/5，纽约证交所回报仅为其1/2。 这一令人鼓舞的指标表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中国风险资本融资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当然，我们应该质疑有多少热情是基于“热”而良好的市场实际，又有多少是基于“过热”的投机。美国风投支持公司在1998年一季度也曾取得近11倍回报，当时的市场正在形成互联网股票的巨大泡沫。而在泡沫破裂后，从2000年四季度延至2001年全年，风投的回报都是如假包换的负数。

    截至目前，中国的利好消息是其总体经济指标良好。近期政府政策对房地产泡沫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而且私募/风投也并未放弃稳健的投资原则。

令人兴奋的是，目前中国的风险投资是能够帮助公司、人民乃至社会的支持模式。尽管西方常有批评言论认为中国专政而缺乏人权，但有讽刺意味的是，置身于自由市场和民主国家的企业家和员工体验着令人沮丧的创投和私募服务，而生活在共产主义中国的人们却因创投和私募所能提供的支持倍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