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翻阅《京华时报》的时候,注意到了一篇《沪检方曝光“女中学生卖淫案”》。这篇报道描写了一起发生在上海市闸北区的特大案件——一群女生为零花钱主动卖淫、介绍卖淫,嫖客已经形成固定圈子。案中涉案人员多达20人,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2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案件涉及上海职业学校分校、普通高中等9所学校。
这种信息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惊讶,涉案人数及牵扯到的学校数量均不少,案发地点也非二、三线城市或者穷困地区,而是在中国富有和发达的代名词——上海这座魔都出现,如此尴尬的情况就不由得令人倍感意外。
反复阅读这篇报道,让我最吃惊的是,这群少女生是如何想到用这样的方式赚钱,是如何建立起这样一种能长期运营的企业体制。两位领导人“小文”与“娜娜”(均为化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在本该身心良好发育的青春期,她们发现了手机和QQ除了方便平时的聊天与联系,还有用来吸引嫖客的特殊功能,于是她们利用便捷的通讯技术发展卖淫事业。
据报道称,这些女孩组建了一个气氛活跃,制度严明的销售网络。她们主动寻找客户,努力地招聘更多的女同学加入组织,正如传销项目经常用的“同侪压力”手段。从2009年起,她们凭借该手段顺利赚取到了不少经费,包括嫖娼的“服务费”和介绍嫖客的“好处费”。她们积累了稳定的客户圈子,并且多在廉价连锁酒店安排她们的交易,从这一现象也看出此类酒店场所在管理方面存在严重漏洞。
在多数关于剥削的故事里,缺乏公德心的健康成年人向老人、儿童、残疾人或者其他弱势群体牟取利益。而这个案件里,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没有明显的区分,未成年少女既是行凶者又是受害者。警方解释,涉案女孩都是上海本地人,家庭经济情况也不错,因此穷困或者家庭条件的匮缺不能说明其行为的动机。关于这点,少女的嫖客当自然不能免责。不过,作为中学生,一群女生竟然能有条不紊地组织和管理,运用传销的精神手段去利用同辈人,积极拓展卖淫和“拉皮条”的业务,真能给人“旧瓶装新酒”的感觉。
每当与中国的朋友谈起类似的消息,我特别小心地不给他们留下一种印象——我太关注国内的丑闻。站在我的立场上,“上海女中学生卖淫案”不但显示了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体现着全球社会的一种趋势。还好,就这个案子而言,《京华时报》的报告便调整了我在文化上的敏感点,其内容很好地阐述“一些少女深受日本。。。等地腐朽文化影响,其行为呈现出所谓‘援助交际’的雏形。”
我们容易发出这样的疑惑,上海少女很可能受到由日本兴起的“援交”现象之启发,从而走上了卖淫的道路。当下的日本流行文化,把未成年少女形象过分性感化,推广罗莉塔式青春模板的迹象十分显著。日本的主流发型、妆容、服饰等外来文化极易感染到中国发达城市的青春少女们。 这些入侵的时尚文化同时也造成了将未成年少女视为性欲对象的社会观念。一些日本动漫里描述的女孩形象会经常变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从某种程度上过分强调了她们在“性”之上的发育和能力。相关的叙述里,女性人物运用她们的性能力去面对故事的核心挑战是非常普遍的。
日本的“性”文化是影响该案的可能因素,而我认为这个案件也可能与某种国外文化风气有关,美国八十年代的经典影片《乖仔也疯狂》(原文英文名称为“Risky Business”[《风险企业》])是我首先想到的。该片是著名影星汤姆·克鲁斯在1983年正当红之时出演的一部青年喜剧片,《乖仔也疯狂》的上映在上海中学生妓女出现之前,虽然她们大概没看过这部电影,却也不得不承认该片的美国文化背景,和男性视角的主观看法,还是反映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
在《乖仔也疯狂》里,尚未成为超级明星的青年克鲁斯扮演一个被动、自卑、缺乏自信的,居住在芝加哥郊区的高等中产阶级的中学生。在父亲的压力下,他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在父母离家去外地探亲的几天时间内,通过纠结的故事发展,他遇到相当复杂的金钱问题。克鲁斯演的人物最后突发奇想,把自己家暂时改成妓楼。剧情的最大讽刺点是,克鲁斯饰演的角色发现,色情业务所赚的钱超过了其他任何他曾做过的生意。运营卖淫的“风险企业”,不但可以解决他所受到的经济压力,同时也获到了其他男同胞的仰慕。因为他管的一位小姐“满足了”来到他家做面试的普林斯顿大学入学官员,这故事里的英雄就考上了他爸爸要他上的大学。就这样,他既尽到了孝顺的义务,又奠定了他在未来社会上发展的基础。
如果先不谈中国从海外受到的流行文化影响、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剥削倾向、80后和90后人群的物质性世观、色情行业的公德问题等话题,而只考虑从社会发展上的意义,《乖仔也疯狂》和“上海女中学生卖淫案”含有许多相关联的寓意。被视为“最古老的职业”的卖淫事业,大概不会在短时间的未来内消失。一般的国家将它当作默认被接受的成人职业。面对未来发展有巨大空间的未成年人,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良好的城市少年,按理来说该在当今时代有非常多的选择,靠自己能力和创意去寻求发展的机会。要是最古老的“卖身”工作对“未来的企业家”来说是最有魅力的挣钱方式,那么经济上“温古而知新”的哲理确实有些别扭。
能够创造和管理一个繁荣企业的少女们,假如这个社会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去引导她们的野心、理念和才干,那是多大的浪费啊。克鲁斯扮演的人物只是虚构的形象,可是清晰地折射出了新一代青年人对感情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矛盾。“小文”与“娜娜”在上海建立的企业是真实存在的,她们的案例看来是八十年代《乖仔也疯狂》投影出的结果。现在看来,中国的“乖仔女”也会“疯狂”。这种现象,若出现在电影里,观众可以感到它的冷幽默,但要是在现实生活里,恐怕只感到深深的惋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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